瑞典模式

國際化趨勢下的犧牲品

　　　　　　　　　　　　　　　　　　　　　　　劉格正　譯
　　　　　　　　　　　　　　　　　　　　　　　Bror Perjus 著

　　瑞典模式不但是「社會民主與市場經濟共存」的成功試驗，也是 工會運動的典範。在1991年社會民主黨選舉落敗以前，瑞典勞資雙方 的「歷史性妥協」持續了53年之久。但是，資本國際化的趨勢結束了 這種勞資權力的平衡，顯示出以一國為基礎的策略已有不足之處。

　　1909年是瑞典工運史上的一個關鍵。雇主以經濟不景氣為由企圖 壓低勞動條件，引發了勞資衝突。大部分的瑞典工人都參加了那次風 起雲湧的罷工潮，儘管罷工基金幾乎秏盡，工人們面臨飢餓卻仍堅持 不退。那時資方動員軍隊與警察，再加上工賊的破壞，使工會遭受空 前的挫折。

　　罷工後的秋後算帳使工會損失了近半數的會員。工會學到了一個 教訓：只靠罷工是不夠的。為了反擊反工會的立法以及軍警的鎮壓 ，工會必須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因此那次挫敗反而促使工會與瑞典社 會民主黨的關係更加緊密。1921年瑞典實現了普選權（廢除了財產及 性別的限制）後，社會民主黨透過與農民黨的結盟，終於在1930年代 開始在國會中掌握多數。

　　以此強勢地位，1938年瑞典總工會(LO)與雇主聯盟(SAF)達成了 「和平協議」，終止了半世紀來劇烈的勞資衝突，建立了新的遊戲規 則。因此，瑞典模式的基石是：

  1. 建立每隔一至三年的全國性集中的勞資談判，決定工資及勞動條件；

  2. 工會堅持「團結工資」，即不分產業將工資拉平；

  3. 全面就業政策優於提高工資。

　　爭議不必一定透過罷工來對決，而可由談判或勞工法庭仲裁來解 決。由於工會能在團體協約有效期間保證產業和平，但又能保有協約 期滿後號召全國性罷工的能力，乃使得工運更為強大。

　　至此，瑞典模式逐漸發展為一套複雜的經濟理論及政治實驗，包 括：

  1. 財富的重新分配。

  2. 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對完全就業及低通貨膨脹政策的承諾。

  3. 積極的勞動力政策，工會參與職業訓練及勞動力流動的組織工作。

　　「和平協議」使幾十年都有定期談判，資方關廠與勞方罷工的案 例急速減少。由於生產沒有中斷，工資乃持續提高。

資本國際化

　　到了1970年代，權力的平衡轉移成對資方有利。控制瑞典經濟的 幾家出口企業SKF, IKea, Volvo, SAAB,和ASEA／ABB都變成了跨國公 司。資金跨過國界，大量且快速地流動，已非國家所能控制。大公司能 在一分鐘內買進幾千萬的克朗（編按：克朗為瑞典幣與美金兌換約為US$1.00=6.35Kr.），然後在幾分鐘後轉手賣出。匯率操作往往比工業 生產能賺更多的錢。

　　於是，瑞典的大企業不再依靠國內的購買力，也不再在乎勞資之 間是否和平相處，雇主聯盟更公開背離「和平協議」。社會民主黨 1976年選舉的落敗，給予資方反擊工會的信心，挑起了1909年以來首 度的大衝突。1980年夏天，近半數的工會會員遭受資方關廠的挑釁。 當然，工會最後獲勝了。因為勞工階級的實力遠比1909年強大，勞工 運動再度得到鼓舞。

資本逃逸

但這個勝利並不穩固。勞資衝突加速了資本的逃逸，而執政的保守黨 ，除了將瑞幣眨值外，並無因應之道。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掌政權， 面對金錢投機導致外匯消耗殆盡的困境，同樣的也被迫將貨幣眨值。 　　1990年代一開始，景氣持續衰退。為了對付大量的資金外流，社 會民主黨提議由勞工、資本、國家三方協商一個新的所得政策，卻引 起工會的嚴厲批判，認為此舉是要禁止罷工權。社會民主黨被迫改組 重建，造成了全面性的信心危機。1991年政府有意提高失業輔助，卻 引發大量資金外流，使得失業問題更為嚴重。在資方的強力反撲下， 那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終於鞠躬下台。

同樣的模式

　　這個模式在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重覆地發生，證明了一國的勞 工運動與民主運動的無能。

　　在芬蘭，雇主最近要求刪減20％工資。面對貨幣眨值30％的威脅 ，芬蘭勞工聯盟只好退讓，減薪7％。工會最近以總罷工作要脅、阻止 了對失業福利的刪減，這是一個重大的精神勝利。

　　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蕭條，瑞典工會可能被迫進行本世紀的第三次 大衝突，其結果將會對全球各地工運的策略有重大的影響。瑞典工會 有贏的實力，罷工基金仍然完整無損，組織堅強，政治意識很高。

　　不過不管結果如何，工運絕不能再孤立於國境之內。工運的發展 有賴國際團結。我們不能只是跟著國際資本屁股後面走，也不能只是 企望市場經濟消失。工運需要一套長遠的策略、來規範資本與產品在 國界之間任意遊走。

　　目前的國際勞工團結組織有國際自由勞工聯盟(ICFTU)以及社會主 義國際。更進一步的國際合作則有賴各國總工會的投入。

　　工運不能單獨作戰，還應與其他的人民組織，如宗教、環保、和 平團體，以及反種族歧視，人權、婦女運動合作。我們在各國際組織 ，如歐洲共同體，OECD, GATT, 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國 際勞工組織(ILO)以及聯合國本身，都應有一致的策略。

　　總之，前途困難，但絕非不可能！

原載於　《新潮流》第八期 1994.2.15

譯自The Swedish Medel─A Victim of Global Trends.
《全球勞動者雜誌》(Global Labour) 5/1993 作者Bror Perjus 是斯德哥爾摩瑞典食品工人工會雜誌的編輯
譯者劉格正為勞工陣線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