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工業民主
李健鴻
「瑞典模式」素來為世人所稱羨,不過一般多將注意焦點放在其
良好的社會福利與強大的工會力量,至於與瑞典發展密切相關的工業
民主(及經濟民主),則較少研究,本文的目的便是針對瑞典的工業
民主之發展、激進化及退卻的過程,做一歷史性的描述與討論。
瑞典所發展出的工業民主,是十分獨特的歷史經驗,一般而言,
瑞典之所以能夠成功地發展出工業民主的方向,主要是因為瑞典具有
下列幾項歷史背景因素:
- 瑞典的政治民主化過程,和其他北歐國家比較起來,是較
為平順且和緩的過程,沒有產生明顯的民主倒退現象,因
此能夠形塑出良好的民主制度及民主素養,並在此基礎上
,進行進一步的社會改革與工業民主。
- 瑞典由於社民黨長期執政,至今已超過五十年,自1932年
到1976年,以及1982年到1991年,瑞典社民黨均在位主政
,這其間它所獲得政治支持比率都十分的高,因此能夠進
行有效的政策制定與推動,改變發展方向。
- 瑞典社民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特別是藍領
工人的工會支持社民黨的程度十分高,平均高達七成五以
上,即使是白領工會,支持比率也有四成,因此社民黨在
推動相關的勞工政策時,多能獲得工會的支持,並且彼此
相互配合推行。
- 瑞典的工人組織程度很高,具有強大的集體力量。瑞典工
業民主的成功基礎,乃是來自於工人的高度支持,他指出
:瑞典工人參加工會的比率,平均為71%,其中,白領工
人參加工會的有100萬人,藍領工人有210萬,有學位白領
工人有17萬,合計327萬人,佔瑞典總人口860萬的近四成
,十分的高。
依照Korpi的說法,瑞典工業民主的成功,便是在於勞工運動及工
會力量的強大,得以有效的將工業民主議題轉化為政治實踐,以具體
的政策加以推行。例如:共同決定法的施行,同時,也由於勞工提供
了足夠的政治支持,使社民黨能夠長期執政,因此能夠具體地擬定並
施行有利於勞工的政策。
瑞典工業民主的戰後策略演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以下分別說
明之:
- 一次世界大戰後,瑞典社民黨的國有化政策遭到挫敗,在選
舉中失利下台,直到1928年才又有機會上台。再次掌政後,
社民黨乃改採整體的經濟計劃,也就是以國家的力量介入產
業方向的改造,來加強國家對公共領域的控制。這次的改變
,除了一方面由上而下的公共控制之外,同時另一方面也採
取由下而上的方式,亦即讓企業內的勞資雙方可以共同決定
企業的事務,但其範圍十分有限,方式上也止於告知勞方相
關資訊,以及必要之諮詢。
- 1938年,瑞典的勞、資兩大代表陣營,LO與SAF,達成了一
項基本協議,一方面資方接受工會提出的團體協約,並互相
簽訂協議,另一方面工會也承認資方的僱用權與解僱權,這
可說是瑞典第一份集體的勞資協議,代表了勞工以集體的力
量,在相關的基本勞動條件上的要求已經得到承諾。
- 1945年,二次大戰剛結束,瑞典社民黨為振興經濟發展,便
提出了一份強調計劃經濟的綱領,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的國家
介入程度。然而由於在1948年中,社民黨再次選舉失利,由
1944年的57%下降到52.4%,因此社民黨便放棄與中央黨的
聯盟關係,改而與農民黨合組聯合政府,這意味著從戰後激
進化的經濟綱領,退卻到只顧及福利事項,至於進一步提升
勞工權利及促進勞資平等關係的計劃,則暫時未提出。
- 到了1950年代,社民黨改採較為迂迴的策略,重新恢復有關
勞工權益問題的討論。自1956年起,瑞典的工資便以勞資談
判的方式來進行,而不是國家直接的干涉。1964年,更是以
立法的方式,明定這種工資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效力。這種
工資集體談判制度的意義在於:挑戰當時既存的工資市場決
定論,期望透過較為民主的形式,由勞資共同談判決定,並
且,縮小工資差距,達到較為平等的境界,並且加速產業轉
型。
總結這幾個階段的變化,可以發現瑞典工業民主在這三十年間的
發展,具有很強的策略性,亦即並非一以貫之地推行,而是視人民的
支持與反應而不斷在整調。但是基本上,瑞典社民黨所採取的乃是一
種積極的勞動力政策,亦即由勞、資、官三方組成的委員會,按照資
本的需求來調節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工資的調整幅度,因此實際上尚
未挑戰到資本的運作邏輯。
1966年,社民黨的得票率降到1934年以來的最低點,經過內部長
時間的檢討後,認為失利的主因在於:意識型態未能凸顯,以致無法
區隔。因此,在1967年的黨代表大會上,乃再次提出以「計劃經濟」
的理念來推動產業政策,於是便在公共投資規劃、長期經濟預測、及
產業發展方向等各方面加以重新管制,具體的政策包括:設立工業部
、國立投資銀行及工業科技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同時最重要的是,社
民黨並設立退休基金,保障勞工退休、生活。
1972年到76年,瑞典國會通過一連串的「共同決定制」相關法律
,其中包括
- 工會所屬的「安全委員會」的權力增加,以確保勞工的工作
安全;
- 嚴格規範資方解僱勞工時的程序及要件,如在事先一定期限
內必須告知工會及政府、一定人數以上的工廠裁員時,必須
有一定相對的預告期;
- 董事會中有工會代表出席,參與工廠的決策,對工廠的重要
發展方向發表意見,這就是著名的「共同決定法」。
上述這些法律中,1976年的共同決定法乃成為瑞典工業民主的核
心,其中規定,凡25人以上的企業,工人代表可參加董事會,了解公
司的業務活動,並擁有發言權。這項法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破除
了雇主協會(SAF)自1938年以來一直堅持的解僱及僱用權,使工人在
企業中的地位相對提昇許多,形成了民主制度在企業中的進一步落實。
比較起來,瑞典的共同決定法與德國的共同決定法有幾點不同:
- 門檻人數不同,德國規定5人以上企業便必須實施,比瑞典
的25人嚴格許多;
- 參與主體不同,瑞典勞方的參與主體是工會代表,但是德國
則是由工人直接選出「工廠評議會」的代表,並規定至少必
須有5名工人代表,以期真正使勞工能夠表達一定的意見;��
- 參與程度不同,瑞典共同決定制中,工會所能參與的層次與
方式僅止於發言權及諮商權,並不像德國的工廠評議代表還
擁有表決權,雖然德國的工人表決席次所佔董事會的比例,
始終低於資方代表,但已比瑞典為佳了。
因此,嚴格而言,瑞典的共同決定制,尚比德國不如一些,主要
原因是德國具有歷史悠久、傳統力量力很強的工匠行會組織,使工人
的自主性相對較高,因此自然比瑞典好。但是,如果將瑞典與法國相
比時,則瑞典顯然又比法國進步,因為法國的工人代表只擁有被告知
權及必要的諮詢權。
工業民主的訴求重點僅只於要求工人參與管理層面的權力,至於
經濟民主,則已進一步要求工人對於企業「所有權」處分的權力,因
此,經濟民主是比工業民主更進一步的理想。
1975年,瑞典藍領工人總會(LO)的經濟學家Meidnev Plan提出一
項建議:凡是50-100人的企業,須將20%的的紅利,以發行新股的方
式,由「受雇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擁有,至於處分受雇者基金
的權力,則一半由公司員工代表,一半由LO指定。隨後這項建議,並
且在1976年納入LO的綱領之中,企圖落實推動。
基本上,「受雇者基金」這項方案的原意是:強調只針對企業的
新財富(紅利)加以重新分配,而不影響既有財富的分配,同時還增
加一項誘因:新增發行的股票給工會者,可以免稅,並且認為可以增
強公司自籌資金的能力,以及促進勞資合作,因此資方應該不致於反
對,但是卻依然招致資方的強烈反彈,甚至導致歷史上首度的資本家
上街頭示威抗議,使得勞資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
檢討起來,為什麼瑞典的LO會激進化,提出受僱者基金的方案呢
?Korpi認為是因為勞工的力量強大了,想要進一步改變社會的結構,
因此便想朝向經濟民主的方向發展;但是這個解釋卻不甚充份,因為
瑞典自六○年代中期之後,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便逐年下漸,總計
1965-85的二十年間,下降了18.9%,這一種趨勢意味著傳統的勞工階
級力量正在減弱,而相對的新興服務業部門的受薪階級人口則在上升
中,這種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致使LO的危機感增強,而必須提出新
的號召,受雇者基金乃應時而生。
進一步來分析,新興的受薪階級,其實是一群分化的受薪者,分
屬於不同的服務部門,有著不同的社會地位與收入,更重要的是:他
們與傳統的勞工階級,在稅賦公平與收入分配兩方面,出現了分歧,
因為對他們而言,必需繳納相對較多的稅賦,但卻未能享有相對較好
的福利,因而難以滿足,乃開始與傳統的勞工階級出現了鬆動的關係。
因此,受雇者基金的用意便在於:運用傳統勞工階級與新興受薪
階級的共同特點——受人僱用,以一項共同的基金,將他們團結起來
,因而受雇者基金具有團結與聯盟的重要策略意義。這項功能從積極
面來看時,具有替代自1964年以來施行的團結工資、集體談判的作用
,因為在資本外移的壓力下,瑞典的國內投資逐年下降,資本家抗拒
既有的工資集體談判制,不願再調升工資,致使這種以集體談判工資
來團結勞工的方式失去效用,而受雇者基金則正是以另一種形式,來
再度企圖團結不同利益的勞動者。
受雇者基金的提出,不但未能促進原先設想中的勞資合作,反而
引起資方的大反彈,導致挫敗。1978年,LO在經過兩年的重新研究之
後,提出了一項新的方案:即成立兩個基金,一個仍是原本的具強迫
性的紅利成立新股,依然是集體擁有;另一個則是自受薪者的薪資中
抽取新的薪資稅,但由政府管理。這項修正顯示了LO的退讓,因為受
薪者也必須付出代價,而不再能夠直接分享紅利,如此一來,原本只
須35年便可以逐漸取得49%股權的受雇者基金,威脅性便大幅降低,
無法再獲取如此高的股權。
1981年,由於資方仍不同意新方案,認為仍然太過嚴苛,因此乃
再次修正:即只針對超過某一定額的「超額利潤」來分紅,同時必須
完全到股市中購買,不再是集體擁有,因而受薪者不一定能購得擁有
,除非股東願意出讓,而此一出讓很可能必須是出高價方能購得;第
二項修正則是成立24個地方性的基金,使原本的基金數額分散,如此
一來,受雇者基金將難以再順利奪取股權,只因力量不夠吞併釋出的
股份。
1983年,瑞典國會在經過了長時間的辯論之後,終於通過了一項
新的折衷案:即企業必須將20%的利潤上交政府,存入中央銀行,成
立投資基金。由於生產技術研發經費所需,使用時並且必須與工會協
商具體的用途。這項改變意味著:基金不再是用來取得股權,而只是
用來作技術研發,不但對資本家無傷害,反而有長遠的產業升級利益
。因而,經濟民主的基本精神─勞資共享所有權,至此已然喪失,而
成為只是一項妥協下的互利產物。
檢討起來,受雇者基金的挫敗,除了過於冒進,未充分準備便上
場論辯,致使立論基礎不穩之外,更重要的是:
- 在國際競爭壓力升高的情況下,資本家出走的傾向本來便已
增加,因此受雇者基金方案一提出,便招致資本家的反彈;
同時,雖然只是分配利潤,不是分配財富,但是由於可以間
接奪取股權,因此資本家自然心生警戒,更嚴重的是,利潤
分紅比例過高,資本家的回收不符成本,資本累積的過程將
因而遲緩,這些都是資本家不願意見到的後果,當然會反對
激烈。
- 由於勞方企圖透過受雇者基金取得股權,資本家為求自保,
也開始走出原本的政黨支持態度,向社民黨靠攏,而社民黨
由於也已思考到想爭取其他階層的支持,內部有一部分人士
也開始立場動搖,想要發展與資本家的關係,雖未具體化,
此舉卻已引起LO的反對,致使LO與SAP之間不再如往昔一
樣團結,影響了共同的推動力量。
- 民意的支持下降。由於過於複雜,致使一般民眾無法充份理
解這項方案,甚至連LO本身的工會成員也不完全清楚明瞭:
到底受雇者基金對自己有什麼直接的好處?因為它不是由工
人自己獨享,而是集體擁有,因而感受不深。在這種情況下
,受雇者基金原本應該好好宣傳它自己的好處與重點,但卻
反其道而行,愈改愈複雜,使民眾更不知道它是什麼。從
1985年,SAP大選得票率下降1個百分點,可以看出這種意
向,因而被右派政黨抹黑成全部失敗。
- LO本身立場也搖擺不定,甚至在兩次的自我修正中,一直在
退讓,無法堅守立場,一致對抗資本家。在這種情形下,更
不用說LO與白領工會TCO的合作,因此受僱者基金所能發揮
的團結功能便不如預期了。
1991年,SAP大選落敗下台,連帶地也使工業民主的發展產生了
阻礙。雖然上台的中間及保守政黨聯合政府,不至於取消共同決定制
,但卻企圖增設限制及恢復資本家的僱用權,並且想要凍結投資基金
的使用,雖然並未成功,但卻已經使得工業民主及工會的發展,出現
新的變數。
這種雙重的問題,使許多人開始憂心,開始探討「瑞典模式」的
未來,甚至有人提出:是否瑞典模式已終結了?這些疑問,歸結起來
,主要有下列幾點:
- SAP要如何發展出新而有效的階級聯盟策略,來吸引廣大的新
興受薪階級?SAP是否可能改變結盟對象,與小資產階級聯合
?如此做法,是否是一種對社會民主與工業民主的背叛?目
前這個問題已引發SAP內部不小的分歧,有一派認為要執政
便必須擴大結盟,即使是小資產階級也無妨,一派則認為此
種作法無異與虎謀皮,前者是年輕一代的幹部,後者則是老
一輩的領導者,老青兩派正在大辯論。
- 到底工業民主要如何繼續發展?這個棘手的問題,各方看法
殊異,LO的激進派認為應該再發展受僱者基金,使之既合理
能被資本家接受、同時又能真正符合經濟民主的精神。但是
反對者則認為此法不可行,應該回過頭來強化共同決定制,
提升共同決定的工人參與層次,以及擴大共同決定的範圍,
也就是放棄經濟民主,深化工業民主。但是其實經濟民主乃
是工業民主的延伸,工業民主則是經濟民主的基礎,二者並
不矛盾,工人對於管理權與所有權,同樣均可爭取,只是在
程序上與方法上,必須加以深究,使二者良好配合。
- 工業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應維持何種關係?特別是在國際
競爭激烈的壓力下,如何能使資本家接受工業民主有利於提
升競爭力,而不是扯後腿?這個問題涉及到的是:工業民主
與決策效率之間的調和,以及國家在這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
何的問題?是積極介入或是放任自主?極需在理論上加以深
入研究。
總之,瑞典的工業民主雖暫時緩和,但並不意味著消失,只是必
須更積極設法解決這許多新生的問題,提出新的策略,使工業民主能
夠繼續發展。
原載於
《新潮流》第十二期 1994.6.15
作者李健鴻為臺大社研所博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