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個民主與和解的故事 范雲觀點˙新新聞第928期 出處：2004.10月，由和平促進基金會、時報基金會聯合主辦了一場「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對話」的二天活動，活動的第二天，是以開放空間方式進行的。這是會後范雲在新新聞的一篇文章。
總統大選與槍擊案事件的藍綠衝突對立後，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說，他嘗試在一門研究所的課堂上，從研究法的角度和學生討論如何檢證槍擊案的真偽。下課後，一個學生告訴他，即使證明槍擊案為真，他也無法接受。為什麼？這位社會科學研究生誠懇但痛苦地回答：「這是我的信仰！」 「這是我的信仰！」一語道破台灣當前政治對抗的本質，對許多人而言是情感道德的衝突。這個對立來源並不僅是一般意見上的差異，而是起源於無法彼此共容的道德世界觀。這樣的衝突無法用一般理性思辨來解決，因為，在表象上的理性語言背後，存在根本對立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透過生命經驗日積月累的涵養，無法輕易妥協與讓步──讓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感，是不容許殺價打折的。 今年十月，由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以及時報基金會所主辦的族群和平工作坊，就是體認到當前政治對抗背後的道德衝突，是無法透過既有的政治討論來化解。我們透過一天半工作坊的社會實驗，希望能找出新的解決方案。 說故事與情感和解 工作坊第一個特色是邀請參與者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晚近關於衝突解決的文獻中，一些研究者發現，「說故事」對解決衝突非常有幫助。透過平易近人的說故事與聽故事，對立的人們得以在沒有威脅的氛圍中，自然地卸下心牆，自在自由地溝通。更重要的是，也祇有當人們述說個人生命故事的時候，他能夠自在地解釋自己強烈的信念以及觀點，而不需要直接面對相反的意見。在這個工作坊中，我們要求每一位參與者，帶來三張他自認最能代表個人成長經驗或是能述說他與台灣的關係的生活照。就在第一天的活動中，我們請每一個參與的朋友，以看照片說故事的方式自我介紹。 誰能夠否定別人的生命故事？這三十位來自台灣各階層的參與者的述說裡，我們聽到、也看到操著一口標準國語的年輕上班族，告訴我們他從小自宜蘭搬遷台北，為了融入主流社會，全家被迫要求在家中說標準國語，從此祖母就很少說話的童年記憶。我們聽到、看到七十幾歲的外省伯伯，一生盡忠職守，從十九歲離鄉從軍的瀟灑少年，到四十年不見爹娘的悲喜遭遇。參與者帶來二二八遊行隊伍中歡樂愛台灣的全家福景象，還有閩客通婚以及外省原住民第二代子女的認同成長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有人從中國人認同變成原住民認同，有人從小就看到父母親年年必須向外省長官送禮的卑微，也有人堅持做為中國人的使命與驕傲。 藉由說故事與聽故事，我們發現，一個人可以與另一個人一起回憶，藉由分享記憶，建立共同的情感連結，也透過這樣的情感回憶，打破彼此之間在政治立場上的緊張。我們似乎慢慢地瞭解其他人的感受，一張張的照片讓我們得以身歷其境，透過時光隧道，進入另一人的生命經驗。這些生命故事的本身是選擇，也不是選擇。如果個人渺小的生命經驗，是選擇也不是選擇，那麼，伴隨著生命經驗而習來的政治理念，有多少是選擇、又有多少不是選擇呢？聽故事的人不得不困惑，又如何能以單純的道德價值觀論人對錯。 溝通過程重於結果 研究衝突與和解的學者馬丁（Earl Martin）說：「說故事讓我們有一個新的選擇，用一個新的方式重新敘述『衝突』，並期待給予這個衝突故事一個正面的結尾。透過這個重新述說的過程，開放原本對立的人們的心靈，來接受各種解決困境的可能性。」在這個工作坊中，我們也發現，在聆聽這麼多的生命故事後，人們似乎較能同情式地理解彼此的生命世界與道德觀。他們雖然仍然不能同意對方的政治看法，但是，面對「異己」的心靈，有些人似乎逐漸開放了起來。 這個工作坊創造了一個不要求結果的無壓力溝通環境。多數的溝通，都有太強的目的性，不是為了瞭解，而是為了說服、或者駁倒對方。台灣的政治論述場域中最主要的溝通方式，從國會殿堂到媒體的政論對話，幾乎都把溝通工具化，而不是把溝通的本身視為目的。 和平與和解不是立即可達到的目的，它應被當成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來努力。因此，溝通的過程本身比結果更重要。工作坊的第二天所進行的「開放空間」的會議方式，尊重每一個參與者與他人的溝通意願。我們相信祇有當一個人身心靈都準備好了，溝通才會是有效的。透過有效的溝通，人們可以學習他人的意見、也可以貢獻自己的看法，當一個人覺得已無法再學習、貢獻時，可以隨時選擇離開；等到準備好了，再加入對話。透過這樣會議進行方式，參與者在沒有預期結的無壓力環境中，以自己的節奏進行真正想討論的議題。沒有要辯贏的壓力以及必須要有結果的急迫性，也就不會有受到壓迫的少數。在溝通過程中，參與者討論自己決定的話題，從媒體角色、兩岸關係、二二八的道歉問題，到如何學習傾聽，每一個參與者自己決定他們要走到哪裡，是不是有共同的結論。 重構族群和解的民主故事 在民進黨政府主導的歷史論述中，台灣民主的故事祇有一個版本：從二二八到美麗島事件，這個爭民主的故事，是一個族群反壓迫的故事。在這個已經被架構好的民主故事中，正義與邪惡被清楚的定位。來不及參與敘述這個民主故事的族群，被迫進入一種兩難：如果他們認同這樣的故事，那麼他們的參與分量就注定是渺小的，甚至已經被指派扮演負面角色；倘若他們不回應這樣的民主故事，那他們的發言變成與歷史不相干也不連貫。一旦他們想要拒絕或駁斥這個寫好的民主故事，往往會反過來強化了這個故事的架構。 工作坊第一天晚上安排了兩場電影觀賞：李明典的「二二八紀錄」以及湯湘竹導演的「山有多高」。這兩部紀錄片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台灣在政治上對立的本外省兩大族群的深沉創痛。透過這兩個影像故事，我們希望從第一階段的個人悲喜生命經驗分享，進入第二階段的團體傷痛的交流。我們經常自以為瞭解對方的痛苦，事實上，我們從來無能想像、也並不真正瞭解。透過紀錄片的影像力量，我們和主角從新竹的山區，飄洋過海，攀越高山，到湖南的黃土地上，體會他祇有長跪父母墳前，卻也無法彌補、也無法言說的悲痛與遺憾。透過影像，我們回到二二八的歷史現場，聽到心驚的槍聲，看到家屬的堅強與無助，還有黑白遺照中被噤聲的冤魂。看完紀錄片的那個分享的晚上，我們發現，當你能與你的同胞同悲的時候，我們就回到了一個根本卻又共通的人性層次來對話。 民間族群和解的社會工程 族群的衝突，往往已經被結晶化為不同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權力基礎。期待由政治人物來主動化解，可以說是緣木求魚。祇有回到民間，我們才可能進行這個艱困、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族群和解的社會工程。 一個族群和解的民間社會工程，要鼓勵每個人採取可能的實質或是象徵性的作法，去改善生活與工作社區中的人們的想法。我們也必須進入校園，鼓勵年輕人進行這樣的對話。如果這三十位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會階層背景、在政治光譜上對立的人們，是有可能透過這樣的方式，達到了族群情感的和解經驗。我們願意相信，增加公眾的參與，以社區和學校為單位的族群社會教育，讓這類的活動在數目上與多元性上都能成長，可以是台灣內部和解的開始。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助研究員，族群和平工作坊執行委員）(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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